明星代言：有规矩才成方圆******

　　【影视锐评】

　　作者：任孟山（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明星广告代言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包括知名艺人、娱乐明星、网络红人等在内的明星代言活动做出明确具体、更具操作性的规定，为坚持正确广告宣传导向、廓清行业风气、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维护广告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提供更为有效的保障。其中强化对明星代言的约束部分，引发了业界的普遍关注。

　　以前明星代言一出了问题，往往是公司作为明星的“马甲”，代为受罚。而公司受罚到一定程度，往往会注销了事或者归于静默。明星不再以此公司从事相关活动，转而由新法人注册新公司，继续运营。《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的，要坚决依法处罚到明星本人，不得以处罚明星经纪公司替代对明星的处罚”。这就将处罚具体到了明星本人。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强调，“对于明星虚假、违法代言情节恶劣的，要加强公开曝光，依法依规列入个人诚信记录，加强失信联合惩戒”。在现代社会，如果被列入失信名单，就意味着个人的社会信用有污点。这不仅会降低明星本人的品牌价值，还会制约明星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此政一出，大大提高了明星代言的违规成本，势必使明星在产品代言中更多谨慎小心。

　　不过，处罚毕竟发生在出现不良后果之后。若要治本，从源头消除明星代言的不规范行为，则需完善法律法规，从代言行为的初始阶段开始制约监督。正因如此，《指导意见》中关于“明星本人应当充分使用代言商品，保证在使用时间或者数量上足以产生日常消费体验；象征性购买或者使用代言商品不应认定为广告代言人已经依法履行使用商品的义务”的规定，乍看上去出人意料，细想起来很是到位。所谓明星，要么有脍炙人口的作品，要么有深入人心的角色，要么有惹人关注的话题。这些特质容易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厂家之所以愿意找明星代言，正是看重这些明星的注意力资源。很多影视演员在短时间蹿红，各种产品代言立刻找上门来，使注意力资源有了变现的可能。但注意力资源并不稳定，甚至是转瞬即逝的。有的明星生怕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在短时间内将利益最大化，在高额代言费的诱惑下对代言产品来者不拒。他们当中有的人被各种事务缠身，根本没时间了解代言产品。代言时，只得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广告词照本宣科，利用明星光环和营销话术，吹嘘甚至夸大产品质量功效。有的人则代言并不适合自己或与自己原本的生活消费理念相悖的产品。比如某明星明明为了保持身材只吃健康食品，却在广告里热情推荐大家购买快餐、速食。某明星自己只用价格昂贵的高端护肤品、保养品，却代言中低档产品。还有代言金融产品的明星，自己没有投过一分钱，却在广告中言之凿凿地说收益颇丰。这种明星不珍惜自身形象，只看重眼前利益，演艺事业之路注定走不长远。从这个角度看，《指导意见》从全流程规范明星代言行动，明确其责任，对于捋顺明星代言市场行为规范大有裨益。

　　当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外在约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代言乱象。但要想根除明星代言的各种问题，还需要明星乃至整个文娱和广告行业转变观念，将社会责任放在经济利益的前面。明星及其经纪团队要懂得广告主花巨资请明星代言，是因为受众将作品或角色的光环转移到商品上来。好的代言可以使明星的个人魅力和作品或角色魅力同频共振，实现双赢。而不好的代言则可能使明星名声受损。所以必须立足本业，不断创作优秀的作品或角色，才能一直拥有“明星范儿”。接代言时必须谨慎，时刻将声誉、信誉、品德放在首要位置，做好产品审查工作，做到合规合法，合乎受众的期待。

　　总而言之，在代言之前，明星要潜心生产创作，提高道德修养，推出更多优秀作品。代言开始时，明星要在真实使用产品、全面了解商家之后做出谨慎决定。在代言过程中，产品一旦有问题，明星本人必须为虚假代言等行为受到相应惩罚，体会到决策不谨慎引发之“痛”。多管齐下，才能还广告市场和文娱领域一片清朗的天空。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5版）

上海近百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中新网上海1月12日电(记者 范宇斌)“人们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民众心理健康服务需求与日俱增。”正在此间举行的2023年上海市两会上，近百位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言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数据显示，精神心理疾病在中国疾病总负担中居首位，占疾病总负担的20%。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上海明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丽佳12日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介绍说：“在上海，每5个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会遭受精神心理疾病的困扰。”

　　以上海市为例，当前，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等积极推进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和政策支撑，积极探索行业自律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在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上仍存在诸多问题。”赵丽佳坦言，问题主要体现在“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的资质认定、教育培训乱象丛生；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水平良莠不齐；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数量供不应求”。

　　这份提案提到，“当前，有关培训机构、高等院校、心理健康相关协会学会等相继发布心理健康培训项目，但是项目内容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对心理健康服务事业发展带来隐患。”

　　“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提升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能力水平迫在眉睫。”赵丽佳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心理咨询服务行业从业人员许多为非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专业，专业能力不足，法律伦理意识淡薄，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导致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中国目前尚无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

　　记者了解到，心理健康服务从业人员主要是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据悉，截至2017年，中国约有120万名持证的心理咨询师，仅有3万-4万人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的专兼职工作，全国心理治疗师数量则仅有数千人。

　　与此同时，多位专家学者表示，新冠疫情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持续时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以上，很多人都可能会面临焦虑、抑郁、失眠和社会交往等问题。“加快提高心理健康服务供给数量已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赵丽佳如是说。

　　对此，近百位上海市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构建社会共治格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行业协会自身建设，提高行业管理与服务能力；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规范治理和行为自律，进而加强心理健康服务行业管理。

　　这份联合提案中指出，在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方面，可以积极探索建立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工商、民政等部门共同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制，对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机构的经营管理、服务规范、服务收费等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理；大力依靠消费者协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检查。

　　行业自律管理同样关键。这份联合提案建议，政府要加大对心理卫生服务行业协会的支持力度，提升行业管理与服务能力。要壮大行业协会专兼职人员队伍，构建功能完善的组织结构，积极吸纳新的会员单位，鼓励行业协会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开展专业人员能力培训、参与制订地方性法规和行业发展规划、构建完善继续教育培训体系等。

　　此外，可以积极探索“赋权”行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行业组织开展信用评价，推进监管执法和行业自律的良性互动。鼓励行业组织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处理、失信惩戒等方面发挥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档案。发挥信息化的作用，建立心理健康服务机构和人员数据库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