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党政要持续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近日，各国政党政要持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莫尼表示，我谨代表莫尼列太后、柬埔寨王室和柬埔寨人民，对您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坚信您将更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事业，以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期待同您一道，传承柬中传统友谊，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塞拉利昂人民党领袖、总统比奥表示，欣悉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谨致衷心祝贺。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国过去10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相信中共二十大将为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启新篇章。

　　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总统哈桑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的信任和信心。祝您在领导国家、服务人民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功。

　　乌干达全国抵抗运动主席、总统穆塞韦尼表示，热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期待同您携手努力，不断推动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造福两国人民。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总统奥尔特加和副总统穆里略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尼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突出发展成就。我十分珍视科中两国传统友谊，相信科中战略伙伴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表示，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将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出更大步伐。祝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愿景早日实现。期待尼中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科摩罗总统阿扎利表示，欣闻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科摩罗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谨向您致以诚挚和热烈的祝贺。坚信您将带领中国继续走向繁荣，并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表示，诚挚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您在这一崇高岗位上成功、顺遂，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在您的领导下不断实现进步与繁荣。

　　多米尼克工党领袖、政府总理斯凯里特表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您的高度拥护。期待中国共产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瓦努阿图瓦库党主席、政府总理拉夫曼表示，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移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全面现代化。我愿同您一道，推动两党友好互利关系再上新台阶。

　　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表示，我们期待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共同推动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秩序。

　　斯洛伐克方向党主席、前政府总理菲佐表示，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备受尊敬的重要力量。

　　克罗地亚前总统梅西奇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您将继续带领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表示，高度钦佩您的远见卓识和坚强领导，祝愿您带领中国不断取得新发展，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摩尔多瓦社会主义者党执行书记、副议长巴特雷恩察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阿根廷众议院副议长希奥哈表示，您带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在各领域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成为各国政党学习的典范。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蒙古人民党总书记、政府办公厅主任阿玛尔巴伊斯格楞，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政府社会发展部部长马吉达拉尼，苏丹正义与平等运动主席、政府财政和经济规划部长吉布里勒，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主席、欧洲议会议员科内奇纳，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主席、前总统沃罗宁，斐济人民联盟党领袖、前政府总理兰布卡，萨摩亚人权保护党领袖、前政府总理图伊拉埃帕，智利前总统弗雷，罗马尼亚蒂图列斯库欧洲基金会主席、前政府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吉尔吉斯斯坦“信任”党议会党团主席奥尔莫诺夫，土库曼斯坦工业企业家党主席奥夫甘诺夫，阿尔及利亚尊严党主席达维，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妮诺娃，加拿大共产党领袖罗利，基里巴斯关爱基里巴斯党主席阿坦尼博拉，巴勒斯坦民主联盟总书记拉法特，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秘鲁争取进步联盟总书记巴尔德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索科尔，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祖尔加德尔，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书记伊舍伍德，巴西国会巴中议员阵线主席皮纳托等。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